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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了五代，福建先后由闽国、吴越和南唐统治，社会相对安定，佛教因地方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而未受严重破坏。这时的律宗，虽不及唐代兴盛，但不乏敷扬宗义之师。如弘则的弟子良苑，也以律学教授门人，再传弟子洛彦、本敷，在律学研究上很有成就，声望极高[5]；泉州东律袒膊院的袒膊和尚，毕生弘律[6]；报劬戒律院的栖岑穷研毗尼、俱舍，梁贞明中开讲，听者如雨，被尊为“阐教大师”[7]，都表明了五代的福建，律宗依然人才济济。

2、到了宋代，律宗人材仍有秀出。泉州观主院的敦炤律师，就是弘律僧中的佼佼者，只是和五代相比，弘律名僧稍减罢了。

3、总之，福建的律宗在唐五代以及两宋，基本上处于顺境，十分兴盛。

4、律宗至元代衰微。福建弘律僧人中，只有明代的樵云和明末清初的元贤名重一时。史志上有关他们的弘律情况是这样记载的：樵云律师，持律严谨，治律穷究，故僧众争相依止。律师还广为四众传授戒律，支提山远门禅师曾受戒于樵云，并从他学习、钻研律藏。憨山、元贤二大师“咸重师戒”[8]。值得一提的是，曹洞宗中兴宗匠元贤，亦致志于律学的复兴。崇祯七年，他应林之蕃等人及诸善信之请，在福州鼓山为四众说戒。清顺治三年，住建州(今闽北一带)宝善寺，除说戒外，还着有《四分戒本约议》和《律学发轫》。善巧说法的他，凡有开讲，“座下每多英衲”[9]。

5、这一时期的福建律宗，由于律学撰述散佚殆尽，虽有明末元贤等人致力于律学的弘扬，但仍是无法续接古德气运，更谈不上媲美于唐宋的成就。

6、中国佛教迈入近代之初，由于洋教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危如垒卵。于是，革新佛教、复兴佛学运动蓬勃展开，大批爱国爱教僧俗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佛教不振的局面，福建也不例外。在近代的福建，因兴办僧伽教育成绩卓着及大弘经论而名留史册的僧人不少，但以弘扬南山律着称、戒行精严者并不多，其中惟弘一律师影响最大，深得缁素敬仰，故有必要详为介绍。

7、弘一大师认为，佛法兴衰，系于毗尼。因此，他遍研义净所译的有部律藏，以及从日本请回的南山三大部，深感南山一派，契合我国机宜，遂在佛前发专学南山律和弘律誓愿。从1932年至其圆寂，除一度应邀到青岛湛山寺讲律小住数月外，整整十年驻锡于闽南，以“不欲聚集多众”的独特讲律形式，进行弘律活动及着述。

8、1932年11月，大师在厦门讲《含注戒本》于妙释寺，讲《随机羯磨》于万寿岩[10]，迈出了他弘律的第一步。1933年，除率十余学僧于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开办“南山律苑”，研习南山律学外，又在晋江草庵开讲《梵网戒本》[11]。翌年，在厦门南普陀寺倡办佛教“养正院”，并宣讲《行事钞大盗戒》[12]。1935年，讲《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于惠安净峰寺[13]，授《律学要略》于泉州承天寺戒坛[14]。1939年，自泉州入永春，在普济寺着《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书[15]。次年夏天，在晋江福林寺结夏安居，为学者讲《律钞宗要》[16]。1942年，在其圆寂前数小时，说《十诵戒文》[17]。

9、纵观大师晚年的弘律，可谓鞠躬尽瘁，往生而后已。在闽南，他的足迹踏遍厦门、泉州、漳州、晋江、南安、惠安、永春等地。前后亲近他学律的有性常、瑞今、广洽、昙昕、传贯、圆拙、仁开、妙莲等十余位法师，他们志愿坚固，而且大多成了近现代海内外佛教界的中坚人物。大师着述等身，象《随机羯磨讲义》、《律学要略》、《盗戒释相概略问答》、《律钞宗要随讲别录》、《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皆为其晚年在闽南所作。尤其是《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与他早期在浙江所撰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是他精心撰述的两大律学名着，是从事律学研究的人不可不读的要典。

10、由于弘一大师对南山律的竭力弘扬，使沉寂了数百年的南山律学得以重兴，后世推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