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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福建佛教历史上的刻经事业

9、佛教于两汉传入我国后，随之有大量经、律、论译出并流通于世。但五代以前，均是以手抄本为主，福建也不例外，其中著名的例子有：唐咸通十四年，懿宗李漼赐号福州怡山长庆寺住持大安“延圣大师”，并“赐紫袈裟，命剑南写开元藏经给之。”[1]景福二年，福建观察使王潮延请僧人“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2]，供养于泉州开元寺藏经楼上。天祐二年春，福建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命人缮经5千卷藏于莆田灵岩寺；同年夏又藏佛经541函5048卷于福州寿山。五代后梁开平元年，王审知在福州于山建造定光塔后，“缮经五藏，其二进于上，其三附于寿山、定光。”[3]后唐同光年间(923—，王审知在怀安(属今福州)太平寺“又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4]

10、随着五代、宋初雕版事业的兴起，佛经始有木刻本。福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刻书中心之宋代福建的刻书业尤为兴盛。福建佛教历史上的刻经事业也从此揭开篇章。从宋太祖于开宝四年命张从信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起，有宋一代共刻了5部大藏经。其中，在福建就雕印了《崇宁藏》与《毗卢藏》二部大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