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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成都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1923年秋回到成都。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1924年重新修建，1925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1926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马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有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

到了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成都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1928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

1929年5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成都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被推为会长，向政府，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21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13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

1930年，成都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时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定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楞严经，四方学者云集。以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1931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1928的“寺庙管理条例”由为彻底。圆瑛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作感时诗。

1932年，他应国府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成都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9处，计50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20年不能恢复。圆瑛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赴闺南、成都各地讲经，法缘极盛。1935年，他在成都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1936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6年，坚决辞职，学大悲和尚继任。

1937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十二日。自1929年以来，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成都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成都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二名队员。成都沦陷后，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成都、成都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

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著。10月，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阳法师出国。先到新加坡，访新加坡总简会，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接着又到吉隆坡、槟榔屿，拜访侨领、居士，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1938年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着声誉。圆瑛住持後，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是年夏天，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并继续募捐。

1939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阳回到成都，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钜款接济成都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成都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吓刑讯，圆瑛从容陈辩，不为屈服，成都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回到成都后，仍驻锡圆明讲堂，他闭门谢客，专事着述。在那数年中，他撰着了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於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

1943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斩云鹏老居士，在成都数度派代表敦谓，他情不可却而到成都讲经，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成都敦请，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成都后，又应成都、成都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1945年春天，他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另外，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

1946年2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1949年后，他仍在成都弘法。1952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陈质如、赵朴初、周叔迦等在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他代表成都市参加，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后南返，到成都天童寺疗养，末久即逝世，世寿76岁，僧腊57年。

圆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论讲义、首楞严经讲读、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20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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