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代放生乌龟，福建黄檗文化人士：世界佛教文化同源黄檗文化架设福建与

9、明末清初，福清黄檗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受邀东渡日本弘法，当时的德川幕府将军尊崇隐元大师，挽留隐元大师在日本开山立宗，后日本皇室将京都附近宇治地区的一片土地赐给他建造寺院，隐元禅师也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隐元禅师不仅传播佛学经义，还带去了思想、建筑、雕刻、雕版、印刷、语言、音乐、绘画、书法、茶道、饮食、医药等中华文化和先进科学，对江户时期的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直至今日。

10、“黄檗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日本，而且进一步影响朝鲜、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

二、11月适合代放生乌龟吗

1、林文清表示，福建与海外的友好交流历史悠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佛教文化成为当今国与国之间割舍不了的文化纽带和感情桥梁。他表示在新时期，弘扬黄檗文化等佛教文化，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友好往来。

2、“要传承和传播发源于福建的佛教文化、侨乡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践行海丝精神，树立中国文化自信，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

3、福建佛教历史上的刻经事业

4、佛教于两汉传入我国后，随之有大量经、律、论译出并流通于世。但五代以前，均是以手抄本为主，福建也不例外，其中著名的例子有：唐咸通十四年，懿宗李漼赐号福州怡山长庆寺住持大安“延圣大师”，并“赐紫袈裟，命剑南写开元藏经给之。”[1]景福二年，福建观察使王潮延请僧人“缮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2]，供养于泉州开元寺藏经楼上。天祐二年春，福建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命人缮经5千卷藏于莆田灵岩寺；同年夏又藏佛经541函5048卷于福州寿山。五代后梁开平元年，王审知在福州于山建造定光塔后，“缮经五藏，其二进于上，其三附于寿山、定光。”[3]后唐同光年间(923—，王审知在怀安(属今福州)太平寺“又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4]

5、随着五代、宋初雕版事业的兴起，佛经始有木刻本。福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刻书中心之宋代福建的刻书业尤为兴盛。福建佛教历史上的刻经事业也从此揭开篇章。从宋太祖于开宝四年命张从信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起，有宋一代共刻了5部大藏经。其中，在福建就雕印了《崇宁藏》与《毗卢藏》二部大藏经。

6、《崇宁藏》的雕造，始于宋元丰三年，由宋礼部员外郎陈旸倡议、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经过东禅院数代住持冲真、智华、智贤、道芳、普明、达杲等的努力，至崇宁二年竣工。全藏580函，1440部，6108卷，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虢”字止，其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崇宁藏》刻成，大书法家米芾为之题额，朝廷加号东禅院为“崇宁万岁”。

7、《毗卢藏》的雕造，始于宋政和二年，由福州开元禅寺住持本明与寺中僧人本悟、行崇、德华、圆津等发起劝募，当地信众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予以协助。在开元寺本明、元忠、法超、惟冲、必强、了一等历任住持的努力下，于绍兴二十一年告竣。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颇”字，其版式与《崇宁藏》相同。

8、《崇宁》、《毗卢》两藏总计达1175函，2891部，12240卷，堪称煌煌巨制。惜由于天灾、兵燹等原因，现国内所存只200多卷，大部分流散在国外。值得一提的是，从1989年起，福建省佛教协会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已陆续从日本影印回存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的《毗卢藏》。

9、宋代，福建除刊刻卷帙繁多的这两部大藏经外，今可考者还有：元丰三年，福州玄沙宝峰院刊行《玄沙师备禅师广录》三卷；乾道间(1165—，福州光孝寺刊行《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淳熙五年，福州鼓山涌泉寺刊行《古尊宿语要》四卷；嘉熙二年，福州鼓山涌泉寺刊行《续古尊宿语要》六卷。此外，福州鼓山涌泉寺还刊行《佛眼语录》、《虚堂和尚语录》三卷、《续辑》一卷。福州南禅寺皈云庵也刊行《祖庭寺苑》。

10、到了元代，大德八年至至大元年，泉州护国水陆禅寺僧怀仁、法崇等募缘对《毗卢藏》进行补版印刷，称“水陆寺大藏经”；延祐二年建阳后山报恩寺也刊刻《毗卢藏》中的华严、涅槃、宝积、般若四大部经(计84函，762卷)流通；至正二十三年，建阳大觉妙智禅寺刊行《四家录》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