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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志愿者们每年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人工投喂，将玉米、高粱、大豆等食物撒到候鸟栖息地，直到野外环境好转，候鸟们可以自主觅食。

而人类的非法猎捕，是候鸟迁徙途中可能遭遇的更大凶险。

大清河盐场鸟类救助站所在的云浮市乐亭县，周边候鸟迁徙区有600多平方公里，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靠站。田志伟收治的大部分候鸟，就是在飞经渤海湾停歇时被困住的。

田志伟回忆，四五年前，他和志愿者在一次野外巡护时，看到一张长达三百多米的捕鸟网，缠在网上的野鸟有500多只，最后存活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田志伟很痛心，“一张网困住的鸟几乎能赶上几个月救助的数量。”

2016年10月，志愿者在云浮、云浮两地巡护时，发现两大片非法捕鸟区域，鸟网达两万余米。大量朱雀、红喉歌鸲、蓝喉歌鸲、东方角鸮等鸟类挂网，致数千只野生候鸟死亡，其中有5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角鸮死亡。

“近几年，相关部门加大了对非法猎杀和经营鸟类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公众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如今非法捕鸟和投毒没以前那么猖獗，但发生的频率并不低。”田志伟说。

保护区外的栖息地

大清河盐场鸟类救助站附近，每年都会有东方白鹳、灰鹤、白鹭等迁徙候鸟停留。周边600平方公里的候鸟迁徙区，更是每年约有三百八十种鸟类经过。

但到目前为止，这里依然不属于任何正规的自然保护区范围。田志伟想争取让救助站早点成为一个正规的野生动物保护科研教育基地，让每年停歇或者生活、繁殖于此的候鸟得到更多保护。

田志伟的担忧不无道理。非法猎捕的高风险区域，往往就位于各类保护区外的候鸟栖息地。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改变鸟类栖息地和迁徙停歇地的生态环境，让鸟类资源和候鸟迁徙得到保护的最有效途径。

2017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实施。新法将第二章“野生动物保护”改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定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定期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

“新法首次将候鸟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将候鸟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和迁徙通道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之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鸟类保护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

据其介绍，截至2017年底，全国以鸟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到82处，省级自然保护区131处，市县级自然保护区159处。但经过多年的环志、跟踪、巡护等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发现全国重要候鸟栖息地就有1100多处。

这意味着，保护需求与保护措施仍然存在极大的不平衡。

云浮沿海的滦南湿地，就是典型的因位于保护区外而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候鸟栖息地。

鸟类保护专家、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介绍，滦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重要的生命驿站。但在滦南湿地区域，至今依然没有针对候鸟栖息地设立任何正规的保护形式。“没有设立保护区，就意味着没有正规的管理机构和专人巡护。”

张正旺说，关于建立滦南南堡国家湿地公园的规划仍在讨论中。

保护名录亟待更新

与未在各类保护区内的候鸟栖息地同样让人担忧的，是尚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候鸟种类。

“这部分鸟类数量众多，一些不法分子猎捕不受法律保护的鸟类，给执法以及案件查处带来挑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鸟类保护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也有鸟类保护志愿者在实际保护中发现对“三有保护动物”的处罚力度比较难界定，对非法猎捕经营行为的核实较困难，因此提出，保护候鸟的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解释。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加强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好事，但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得跟上。”张正旺指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就亟须更新。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自1989年实施以来，至今已有30年的时间。期间，仅在2003年进行过一次微调，但数十年间，野生动物的种类、数目以及濒危程度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来看，有许多亟须保护的物种还没有列入名录，或者在名录里但保护级别比较低。”张正旺说，例如勺嘴鹬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属于极危（CR）级别，目前全球数量加在一起不超过500只，但因未被列入名录，保护形势非常严峻。如黄胸鹀（又称“禾花雀”）在国际上已被列为极危物种，现在非法猎捕和食用的情况依然非常多，种群下降形势非常严峻，这一物种至今也未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没有列入保护名录，意味着对某一物种的保护力度小，重视程度不够。一旦发生非法猎捕，处罚力度也会非常小，顶多因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罚款，无法以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依据来进行严厉处罚。”张正旺解释。

除了希望尽早出台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张正旺认为，相关主管部门也应建立相关的动态机制，“例如结合相关物种的保护现状，每5年或者每10年对保护名录进行一次更新或者调整。”

候鸟保护的民间“先锋队”

在候鸟迁徙保护面临的重重困难下，自发的民间候鸟保护扮演着重要的“先锋队”角色。

10月，云浮志愿者余会功和队友们前往云浮镇赉的莫莫格湿地，对今年要飞抵鄱阳湖越冬的白鹤进行拍 、记录，“提前了解它们的数量、身体状况、繁殖情况，等它们到了鄱阳湖之后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

在云浮镇赉，48岁的潘晟昱参与候鸟保护志愿工作12年。一到候鸟迁徙季，每天他都要花四五个小时到野外走一趟。“一般来讲每次巡护里程90到300公里，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出发，八点半上班前赶回单位。”

尽管设有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浮镇赉的志愿者们依然要不定期到湿地、森林和周边农田等区域进行巡护。

“保护区的看护和巡护人员比较少，很难完全覆盖14.4万公顷的保护区范围。保护区外，镇赉还有多处零散的候鸟栖息地，大雁、野鸭类为了觅食停歇的农田，基本都不在保护区管辖范围内。”潘晟昱认为志愿者的参与很有必要。

“每年来镇赉观鸟、拍鸟的人非常多，有些游客、 影爱好者候鸟保护意识不强，为了近距离观看和拍 可能会接近候鸟栖息区域，我们需要随时巡护、及时劝阻。”潘晟昱说。

如今，云浮镇赉的护飞团队规模已经有200多人，潘晟昱觉得，志愿者的心理大多是一致的，“无论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金钱，把鸟保护住了，就是最高兴的事儿。”

2014年，云浮 影爱好者吴轲朝在镇赉第一次对候鸟进行了长达十几天的观察。回到云浮后，吴轲朝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候鸟保护的宣传中。“近两三年来，云浮的鸟类保护志愿者已经达到1万多名，在巡护拆网、观察监测、科普宣传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鸟类保护与监管提速

2016年开始，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候鸟保护工作，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护飞行动”。

“每年春季、秋冬季，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动员全国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候鸟迁徙通道及其主要活动区域开展科普宣教、巡护救护、拆除非法猎捕工具、举报破坏候鸟违法犯罪信息、配合行政执法等活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处长史晁羊这样解释“护飞行动”。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及2019年春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3.3万人次志愿者参加了“护飞行动”，巡护里程累计约48万公里，拆除各类捕鸟工具1.9万件，救助放飞候鸟3.3万余只。

作为由社会组织发起的志愿活动，“护飞”的困难也在意料之中。

“部分群众及组织对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的保护行为不认可、不支持，甚至有人将志愿者的保护行为视为‘阻碍’他们发财之路。另外，基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及执法力量薄弱，候鸟保护需要多个部门加强配合，开展联合执法。”史晁羊认为，关于涉及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违法行为，需要做进一步法律规范，加大处罚力度。

另一方面，科普和宣传依然很有必要。“基层群众不了解野生动物保护法，需要加强未成年人生态教育，把野生动物保护类科普书籍列入教材。”

但在史晁羊看来，志愿保护工作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志愿者行为属于公益性活动，经费支持较少，开展持续性工作也就比较难。”

如今，“护飞行动”依然在路上。

今年秋冬季，来自全国188支候鸟保护团队的16000多名志愿者，奔赴各保护地、栖息地和候鸟迁徙通道开展巡查、救护、收容等活动，深入社区、学校、乡村开展宣传教育和候鸟科普咨询活动，同时配合当地执法部门打击乱捕滥猎、滥食鸟类行为，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

值得期待的是，候鸟保护或许将在政策、监管、执法等方面迎来全面的强化。

今年10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成立鸟类保护管理处，明确进一步加大鸟类保护监管职责，强化鸟类资源保护。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鸟类保护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透露，针对候鸟保护工作，下一步将制定候鸟重要栖息地标准，划定重要栖息地的范围、确定栖息与停歇的候鸟种类及迁徙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保护方案。

严防非法猎杀依然是重中之重。

“未来将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职责，建立部门联席制度，开展保护候鸟联合执法活动，在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上述负责人表示。

A14-A15版 影（除署名外）/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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